北京6月6日电 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血脉相连的运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融入世界民族之林、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内在动力。“大一统”民族观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是民族精神共同体的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旋律，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四维体系是：民族工作理论创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维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维度，中国话语体系构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达维度，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接受维度。“五个认同”共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路径，民族大团结建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现实路径，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路径。由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主管、主办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RCCSE中国学术核心期刊、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全国高校社科精品期刊、四川省重点资助人文社科期刊、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期刊《党政研究》，2021年第3期开辟“政治学研究”专栏，首篇发表宋才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四维体系构建及路径选择》论文。《党政研究》主编陈学明，副主编刘彦武、朱凤霞，本文责任编辑郝儒杰。
宋才发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博士生导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四维体系构建及路径选择
宋才发
民族是最为稳定和基本的社会共同体，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血脉相连的运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融入世界民族之林、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内在动力。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形成和发展，概括起来有四个时间关节点；一是2014年5月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是2014年9月要求全党“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是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系统阐明“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四是2018年3月“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载入宪法修正案。认同是每个社会成员所拥有的普遍心理状态，它始终处于社会动态发展过程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为中国国家建设基础性政治资源，作为中国国家、民族与个人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与中国力量之伟大复兴主体的中华民族的重要性被史无前例地凸显。”[2]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和政府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关于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根本方针。本文拟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四维体系构建及路径选择问题略陈管见，以请教于大家。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及内涵诠释
“大一统”民族观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基础。“大一统”的提法出自战国时代的《公羊传》。经过2000多年的怀胎孕育过程，形成历史上具有传统特色的民族观，政治精英们治理天下的实践、理念和制度。秦始皇在灭六国之后，建立了王朝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性质的国家政权，实现了国家治理必须的文字、货币、交通和度量衡的统一。进入近代以来，由于官场腐败和国力衰弱，“大一统”王朝时代灰飞烟灭。但是秦朝以来形成的“大一统”民族观，却逐渐积淀、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历史传统。在国家治理层面，呈现出“政体统一”“政策聚一”和“政治集一”的“大一统”局面。因而自古以来，中国素有“大一统”“大团结”“大同世界”的民族基因和传统思想精髓。这种大一统的“民族观”“天下观”，强调人与自然、社会与政治的和谐统一，构成了从外到内、自下而上的向上集中的权力结构体系和运行模式。“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体系的运行，不仅衍生了具有政治约束力的秩序伦理体系，而且维系了历代王朝的相对稳定。“大一统”因之而“被确立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政治追求，这就将其上升到了政治哲学的高度。”[3]“大一统”民族观的思想内核，是崇尚统一、主张“合”而反对“分”的观念。因而“大一统”民族观是中国传统政治观和法治观的根基，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中国人政治文化和法制文化的心理结构，支撑着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秩序的运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文明历史发展进程的文明古国，今天的中国继承和沿袭了王朝国家“大一统”的“多元复合结构”[4]。由此衍生了国家治理的稳定性和内聚力，中华民族5000年自在发展，始终没有离开过“大一统”思想的维系与规制。与此同时，“大一统”民族观也拧成了中华民族命运与共的团结纽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塑铺平了道路，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跃升奠定了基础。中华民族已经由过去的“自在民族”嬗变为“自觉民族”，被法律制度赋予崭新的时代内涵，成为56个民族共同归属和休戚与共的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是民族精神共同体的构建。文化是人类社会丰富多彩实践活动的结晶，是对人们生产生活、社会交往的经验总结和社会认知的理论深华。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和同世界各国的交往交流实践中，既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也汇聚熔铸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以和为贵”等社会道德价值观念。中华文化凝聚着中华儿女的整体智慧和思想源泉，是一个凝聚各民族力量、彼此相互守望、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思想载体。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具有超强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就因为它有5000年深厚底藴的中华文化作支撑，各民族群体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意愿、共同的追求和精神依归。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明确指出新形势下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仍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载体方式不适应等薄弱环节。适应新时代发展历史方位，以各族群众为主体，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方向，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途径，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是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5]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两个共同”深刻揭示了执政党民族工作的时代主题，抓住了这“两个共同”，无异于抓住了新形势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一种群体共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实质上是民族精神共同体的构建。因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根本，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本方法是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基本目标是“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逻辑，是充分尊重与保护各民族文化传统、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金钥匙。致力于新时代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精神载体建设，需要整合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也是涵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沃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依托的载体是多民族国家的国民认同，国民认同的历史性、合法性源头，又源于“大一统”民族观“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正好从“和而不同”的视角诠释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包容精神。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过程中，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大一统”民族观“和合理念”，而且发挥了各民族由分散走向统一的凝聚功能。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孕育和发展的起点，现代中国的再次崛起得益于“大一统”思想的绵延与支撑。从一定意义上说，新时代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就是对“大一统”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聚合效应的充分肯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既离不开党的民族政策的实施，也离不开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和法治文化潜移默化功能作用的发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旋律。5000年中华文明史锻造了中华民族，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脉络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旋律。从历史阶段划分的视角看，党的十九大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当人们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历史主体进行考察的时候，就会发现新时代是近代以来最具有生机和活力的时代，是发展最好最快的时代，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代。诚如习近平所说：“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6]新时代的历史定位，要求人们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承担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担当和政治责任。牢固地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旋律。各民族群体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通过彼此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一体，共同缔造了涵盖诸多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然而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忽视了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之间的区别，忽视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载体，由此造成以民族国家来看待现实问题视角的缺失。”[7]抑或由于“过于强调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群体的地位、权益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被弱化和虚化。” [8]尤其是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对于中华民族‘多元’的强调似乎超越了‘一体’。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和政治内涵的多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仅被当作历史文化现象看待，其政治属性和政治内涵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9]以至于国家认同趋于弱化，民族政策面临诸多困境，少数民族分裂势力趁机抬头。面对中华民族整体意识弱化的状况，必须深化公民对中华民族的归属认知和情感依附。如果放任这些害群之马的恶劣行径肆意横行，势必会动摇乃至瓦解国家统一的社会基础、影响民族力量的有效凝聚。为此，习近平在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民族大团结，强调56个民族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实质上赋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载体的地位。从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习近平代表党和政府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包括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在内的全方位共同体，是对内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共同体。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一种成员意识，组成这一民族成员的共同利益则是民族意识最根本的来源。因而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更加强调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更加重视中华民族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守护，更加突出世界各民族文明互鉴、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精神境界。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主体观是开放性和全体性，诚如习近平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所指出：“新时代属于每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 [10] 56个民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华民族振兴辉煌的历史篇章。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地区仍然存在着边民与境外民族居民的频繁通婚。改革开放后，新出现的大量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交流活动，客观上为境外敌对势力向民族地区渗透提供了便利条件。尤其是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网络、电视、报刊等现代信息传媒手段，不断地向边疆民族地区输出带有浓厚西方政治色彩和文化烙印的价值观念，大肆进行非法宗教传播和政治渗透活动，借此淡化乃至消解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达到分裂民族团结、瓦解民族和谐关系的图谋。在传统安全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民族地区确有少数民众在思想观念上，模糊乃至淡化了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甚至有一些人“将个体民族的认同凌驾于中华民族的认同之上，更注重个体民族文化的认同而忽视和淡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明显地消解了民族地区构建中华民族共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长期在民族地区实施的惠民照顾政策，也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个别民族民众差异性的民族政治身份认同，不恰当地强化了族属差异意识”[11]。与此同时，民族地区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实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民族地区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有这些，毫无疑义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地区的传播和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这项艰巨任务的完成需要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才行。为此就要大力推进民族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让各族群众深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政治、文化、生态的共同体，而且是共享经济发展利益的共同体，只有发展才是解决民族现实问题的硬道理。在2020年所有贫困县和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摘帽之后，仍然要一如既往地把消除相对贫困的问题摆在重要位置，最大限度地缩小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让少数民族群体从切身利益中感受到获得感和幸福感。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四维体系构建
民族工作理论创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维度。中国特色民族工作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民族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不仅帮助民族地区尤其是民族自治地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而且帮助民族地区尤其是民族自治地方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帮助和指导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族古籍文献收集整理工作，指导少数民族地区积极开展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支持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开展文化遗产申报和保护工作，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普遍得到提升。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一个是通过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增强了各族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新时代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理论创新，必须针对民族工作中存在的困境和难点，及时解决民族工作领域产生的矛盾与纠纷，用活生生的事实证明民族工作理论创新的实际效果。中国特色民族工作制度和民族工作理论创新，既具有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做好民族工作的显著效能，指引方向、规划目标、明晰责任和规范行为的效能，促进各民族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能，也具有保障对民族事务实施全面治理和有效治理的效能，以及充分保障各民族平等权利实现的效能。再好的制度都是为具体实践服务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说过：“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12]在“十四五”规划期间乃至更长的时期内，必须把民族工作理论创新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结合起来，同推进民族理论、概念和范畴创新结合起来，同落实“十四五”规划和民生工程的“富起来”“强起来”任务结合起来。民族地区各级政府要继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扎实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把党在民族地区的各项民族政策和工作制度贯彻好落实好。中国的民族工作实践永无止境，相对而言民族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要结合新时代的新任务、新特点，深刻认识民族工作理论创新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民族工作理论创新体系具备丰富的内涵，这是民族工作理论创新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魅力所在。新时代民族工作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应当在吸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增强其理论的丰富性和时代感，应当走近人民群众、贴近生活现实、接地气暖民心，强化民族工作理论的吸引力、说服力和感召力。只有彻底争得人心、说服群众，才算抓住了民族工作的“牛鼻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际效果，只有在民族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相互推进中，才能够显现出它的高度和深度，才算落到了实处，才算是真正的民族工作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维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最深层的内核，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彰显了国家、民族的文化理想和精神高度，也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曾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在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3]核心价值观同时还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是维系社会系统正常运转、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有效途径。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志，也是孕育形成国家核心价值观的沃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必须始终坚守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本和民族特色；必须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的精神境界，自觉抵制低俗、庸俗和媚俗的文化作品充斥社会；必须把引导与约束相结合，实行制度、法律、规章和政策并用，法治与德治并行。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历史条件下创造。”[14]对于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来说，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紧紧围绕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给人们思想观念带来的新变化，关注到当下的社会转型、人们的利益多元等现实生活中实际问题，借助56个“家庭成员”历史的、传统的价值观来缓解这些纷繁复杂的矛盾纠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体现，是56个民族价值共识的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涵盖了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凝聚着56个民族人民的意识形态共识和利益诉求，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集中表达，而且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价值遵循。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里，如果没有一个一致的趋同性价值观作指引，就很难面对和解决当下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也很难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任务落到实处。因而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必须在各民族中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它们的共同作用决定着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发展方向。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过程，就是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也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过程。“在尊重多元的基础上强化一体，最根本的就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内化为各族人民的坚定信念和自觉行为，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强化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固树立起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光荣感和履行权利义务的责任感。”[15]
中国话语体系构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达维度。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中国理论的功能作用，须臾离不开中国话语表达作用的发挥，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说到底取决于这种理论满足国家需要的程度。新中国成立7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民族工作及民族理论话语体系不断完善，既具有继承性又具有创新性，“形成了以‘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为目标，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话语体系。围绕这个话语体系，催生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生命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等一系列新的重要表述。”[16]进入新时代以来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不仅为民族工作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实践资源，而且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尽快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适应新时代要求的话语体系，是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主导地位迫切需要。实事求是地说，当下话语体系的现实状况与新时代提出的新任务和新要求相比较，“民族工作创新推进的理论和实践的总结提炼还不深入，尚未形成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不少观点和话语体系陈旧、理论与实践脱节现象十分严重，学术话语跟不上实践创新”[17]。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表达的维度看，当下迫切需要在把握政治性和政策性的基础上实现“三个并重”：一是显性话语与隐性话语并重；二是说理话语与叙事话语并重；三是话语体系中的理论灌输与相互对话并重[18]。新时代的话语体系正在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更加准确地表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而且为世界上多民族国家解决好民族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接受维度。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含义和要求，对于各族群众来说，实质上是一个运用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让他们自觉接受的问题。通常来说，深入浅出、入脑入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表达方式，尤其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化方式，可以拉近与人民群众的现实距离，提升人民群众的理解能力、认知水平和认同程度，是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比较好的接受方式。任何一项再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如果始终不能够被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也就等于零。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在我国历史上占据统治地位，其原因正如前北京大学陈寅格教授所说：“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秦之法制实为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19]。历朝历代统治者之所以把儒家思想融入“王官学”，正是由于统治者发现“王官学”本身与当时的法律、社会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古代儒家思想培育的经验启示人们，仅仅把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载入党章仍然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它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国家制度结合起来，把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大学和中学的教材，从而实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认同最大化、普遍化、大众化。过去对民族理论的传播和民族工作的创新，多通过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抑或权威理论刊物体现出来，习惯于通过大会小会、自上而下的层层传递到基层。应当承认这种传统的传播途径和方式成效十分有限，原因就在于方法陈旧老套、受众面比较狭窄。未来的实体化理论传播要注意把重点放在基层，研究分析不同民族、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不同层次人群的心里特征，毕竟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乎56个民族群体，各级地方领导机构需要及时学习和掌握方便快捷的传播手段，及时调整理论传播的具体内容、传播方式和接受方法。尤其要创建一批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示范单位，如贴近社区、贴近群众的乡村、机关和学校，从而达到提升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可、认同程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普及深度和广度，不仅要继续发挥传统的“漫灌式”途径和方式，而且要有的放矢地进行“滴灌式”途径和方式，要因地制宜地采取当地群众可以接受、善于接受和乐于接受的途径与方式进行。譬如，在当下互联网已经普及到所有乡镇和行政村的新时代，就应当运用微信、微博等大众媒体工具，通过乡村治理技术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途径，把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每一台信息终端，以期达到理论传播内容创新与传播手段创新的双赢效果。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路径选择
中华民族具有文化民族与国家民族的双重属性。中华民族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两条根本路径，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把作为文化民族和国家民族的双重属性结合起来，将其内生发展性与政治建构性结合起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经历了由“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过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需要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上，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上全面推进、久久为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系统工程，概括地说，“五个认同”共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路径，民族大团结建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现实路径，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路径。
“五个认同”共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路径。文化是这个群体区别于那个群体符号的隐形边界，是群体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基准与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根本上说就是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是指个体对其所属民族的判断以及对该族群的认可，它以文化认同为基础，又通过文化认同最终呈现出来。这里的文化认同是确定公民身份边界的坐标，是群体凝结的核心逻辑。中华文化认同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认可与共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基石。习近平曾经说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长远的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体面向，属于核心的心理与思想体系，人们正是通过文化符号、文化心理等要素进而成为文化认同的重要依据。《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指出：“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20]这“五个认同”中的“中华民族认同”，是指人们对生于斯、死于斯所属的那个民族的归属意识，体现为个体对所属群体的情感依附的一种定位，包括对自我认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以及中华民族层面的一体性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是一种利益认同”[21]，由56个民族成员共同构成的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一笔价值连城的精神财富,56个民族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和一体性联系，真正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基于中华民族长期以来交往交流规律的作用，56个民族的交融历史，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从未间断过，“早因各种各族的混合而渐渐舍短取长成为一种混合的文化”[22]。必须充分认识各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正是各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底色，中华文化是56个具体民族文化的集大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以构成“一体”的“多元”为出发点，以凝聚“多元”的“一体”为价值目标。“五个认同”中的“中华文化认同”，是指个体被群体的文化所影响的感觉，通常表现为一种群体文化认同的感觉。与中华民族认同相比较相关联而言，中华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一种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词和核心要义。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应当过度关注“中华民族”是谁？而应当关注“共同体”的内在和谐关系，激发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内部凝聚力和内生发展动力。只有打牢了人们的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的思想根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才能水到渠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有扎实的群众基础和民心保证。中华文化认同说到底是中华各民族的团结之根、和睦之魂，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建立中华文化认同必须注重在民族个性中寻找共同点、凝聚共识，在多元中凸显中华民族“一体”的显著地位，在求同中存异、在多元中强化主流意识，稳妥处理好中华民族共性与各民族个性的关系。要遵循文化建设的基本方法和一般规律，突出和彰显文化建设的人文关怀功能。少年强，则民族强、国家强。必须注重在文化建设中培养青少年儿童的中华民族成员意识，从青少年儿童的爱国主义教育抓起，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下功夫。立足新时代背景和以往的历史经验，对青少年儿童的爱国主义教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教育观，强化中华历史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重视民族地区历史文化教育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尤其要做好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工作。要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一切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的共同作用，让青少年儿童首先知道自己是中华民族中的一员，不要让他们只知道自己是哪个民族的人。
民族大团结建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是最能体现国家制度、党的民族政策优越性的制度性规定。公平、正义、平等是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规范，追求社会公平和民族平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各级地方干部要牢固树立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思想理念，只有自觉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价值取向，56个民族才能拧成一股绳。要用实际行动消除事实上存在的某些不平等，才能真正增强各个民族的大团结，才能实现“各民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23]。为保障实现各民族无论大小、人口多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地位一律平等，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家通过开展广泛而深入地民族识别工作，最终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确认了56个民族成分；确立了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具体制度；对带有民族歧视性抑或侮辱性的民族名称和地名，集中力量在全国进行了一次专项清查；针对个别地方出现的有损民族平等的具体个案，中央政府责成有关部门直接处理抑或发出通知要求予以纠正。与此同时，大力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实现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一把手”由本地少数民族公民担任，等等。习近平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4]党中央在这里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并不是“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简单的词汇变换，而是为新时代进行民族大团结建设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也为全面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明了方向。做好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摆脱基于个体、民族片面认知上的主观主义，正确认识个体、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有机关系的重要途径。这就需要从创建社会氛围、铸牢思想根基、创设舆论环境等方面入手，尤其要通过社会多方面的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依法保护各民族群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通过脱贫攻坚、对口帮扶等途径，帮助集中连片的贫困群体脱贫致富，尽快缩短民族地区与中东部发达地区的贫富差距；通过探寻民族大团结、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实践路径，确保民族地区有条件有能力实现边疆安全、社会稳定。从一定意义上说，民族认同关注的是该民族的个体抑或群体，依托民族文化、民族血脉等形成的整体性认知之后所产生的归属感。它的历史价值和重大意义在于推动民族群体的团结进步，为该群体的繁荣昌盛和辉煌历史不断地注入活力。每个民族的具体发展进路和发展进程，具有不一样的逻辑起点和时间轴，只有那些在同一个时期发展的民族，才可能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各民族之间共同的历史记忆越多，表明它们之间的关系距离越近。共同历史记忆是各民族成员充分认知肩负历史使命的前提，也是新时代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关键。新时代开展民族大团结教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就是要“在保护各民族特色的前提下，不断缩短时间距离、社会距离、空间距离和概率距离，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外显向内隐的转变”[25]。与共同的历史记忆密切相关的集体记忆，既是民族团结进步的历史回顾和力量源泉，也“是对过去事物形成的群体认同的共同表征，作为一种由社会维持并存储的符号，这一符号可以被其社会成员获得。它不仅是对过去的描述和回忆，更是基于‘当下’而对过去的重塑。”[26]集体记忆可以通过互联网等信息传播渠道，被社会成员所共享、内化与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开辟疆域、共同书写历史、共同涵养民族团结进步精神，通常就是通过集体记忆的方式和途径深深镌刻下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源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记忆不仅根植于过去，而且立足于现在、期望于未来，必将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连续性符号线索。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现实路径。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国家认同是公民对国家所产生的一种崇敬心态和个人情感，它以深厚的文化认同为背景，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之基，构成国家恒久不衰的凝聚力和软实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有利于推动经济、文化和社会诸多方面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有利于推进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有利于构筑民族异质性与国家统一性的和谐关系，也有利于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进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一种能动地反映客观现实世界的认知与情感，又是一种公民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还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取向和价值导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国家政治共同体统一与稳定的思想航标，是各民族通向全面发展与共同繁荣的智慧桥梁，也是巩固和铸牢社会主义和谐族际关系的重要砝码。为解决公民国家认同和民族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仅形成了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标志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而且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工作制度。这套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工作制度，其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诸多领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和工作制度在民族工作领域的具体化。仅就法律法规保障制度而言，我国建立了以宪法为根本保障的国家法律法规保障制度体系，在“我国现行有效的267件法律中有90件涉及民族事务，755件行政法规中有68件涉及民族事务”[27]。除此之外，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机关还依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制定了解决当地的民族事务问题地方性法规，涉及“139件自治条例、753件单行条例、64件变通和补充规定”[28]。由这些民族法律法规构成的法治体系，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解决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法治保障。在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有机统一后，法治保障又能转化为促使社会成员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巨大正能量，激发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活力。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要充分尊重各民族的传统风俗和生活习惯，尊重各民族保存、传承本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权利，进而实现增进民族情感、增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统一。新时代倡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的，是要“借助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包容性力量，改善各民族间的群际关系，将相对离散的分类融合到更高级别的分类水平，铸牢包摄水平更高的中华民族认同，进而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感与一体感。”[29]各民族群众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进程中，全方位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尊重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历史认同，彰显了执政党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正确性和历史发展进步的潮流。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路径。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致使各民族所处的区位、拥有的资源、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一样，有些民族地区就属于资源贫瘠的、生产力落后的贫困区域。如果任由这种资源不公、贫富悬殊的自然状况继续下去，势必会造成民族间的矛盾冲突乃至毁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财富的增加为各族人民所共享，每个民族、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只有这样，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才会越来越强，才能促使56个民族都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历史是一面镜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执政党把独立自主地实现国家现代化作为优先选择，是在中国共产党同苏联的关系破裂之后做出的重大决策，自此中国才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和以经济建设为目标的发展道路。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我说过，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板，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 [30]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执政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联系在一起，第一次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价值取向上多元化发展的新航程。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道路、内涵、要求和规范价值做出了明确的阐释，使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价值取向上更加多元。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美国为首的国外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地遏制阻挠中国和平崛起，极力破坏中国来之不易的、和谐统一的民族关系。因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就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延续文化基因，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靠14亿中国人民共同奋斗去实现。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所谓用“国家建设”来取代“民族建设”的问题，科学地把“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揉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统一进程中。可以毫无疑义地说，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路径，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相伴而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好办法。因为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尊严是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力量，民族文化是根、是人们道德和精神的根源，国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法律、文化建设，从来就是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根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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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党政研究》202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