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董秀英，1928年10月21日出生于武穴市石佛寺镇董六房垸。2020年8月27日上午12时，我尊敬的母亲离开人世，无疾而终，享年93岁。

       母亲是一位性情刚烈的人。1932年我外公因病过早去世，外婆只好带着两个未成年的舅舅和我母亲异常艰难的生活。外婆给人家当过奶妈、打过短工，带着3个孩子要过饭。1933年出于家庭生活环境所迫，经人出面说合，外婆无奈地把我母亲送给伊家桥村一个陆姓的人家当童养媳。外婆担心我母亲年幼恋家，怕她在别人家里“养不驯”，为了使她彻底死了回家的念头，最终能够在别人家里存活下来。所以自她出门那天起，不仅外婆从来没有去看望过她，就连两个年少的舅舅也从来没有登过我母亲的家门。尽管我母亲自幼出落为童养媳，没有任何文化，但是在逆境痛苦挣扎中长大的她，并没有因为缺少母爱和亲人的呵护而懦弱，反而养成了性情刚烈的个性。十几岁后她就是一把干农活的好手，做起事来风风火火、非常麻利，就像男人一样从来不服输。因而四里八乡的乡亲们，给我母亲起了一个“抓风”的绰号。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她独自一人到离家60里的县城找人民政府，经过两次“过堂”彻底解除了童养媳关系，1951年底与我父亲登记结婚。我大舅董承贵一辈子没有娶妻成家，自幼就与我外婆生活在一起，很早离开了人世。由于我母亲从小就没有与我小舅舅董承明一块生活，所以自我稍微懂事那时起，就发现母亲与舅舅家的关系并不密切，除了每年春节父亲带我给舅舅、舅母拜年，端午和中秋我去给舅舅家送节之外，两家人基本上不怎么走动。直到1972年我参加工作之后，两家关系才逐渐有了根本的改善。

       母亲是一位忍辱负重的人。母亲那坚强不屈的性格，在逆境中保持坚韧的信念始终是我的榜样。我的确能够理解我的母亲，她性情之所以那样刚烈，是因为我父亲生性太懦弱，如果她不能够刚毅一些，在我们那个穷乡僻壤简直就难于生存。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农家子弟不仰仗“走后门”而参加工作的人实在微乎其微。因而我成为舅舅垸里公认的“最有出息”的一个外甥，我参加工作时年仅19岁。舅舅垸里有些好事的女人，既羡慕又妒嫉地议论我母亲，说我母亲养育我是“破窑出好瓦——挣足了面子”。对人格的羞辱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伤害。尽管那句话异常刻薄和伤人，但是传到我母亲的耳朵里之后，她老人家半句都不作回应，好像根本没有发生的事儿一样。母亲在极其艰难的状态下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是因为她懂得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必须转弯，宁愿矮一截，得低头佯装没有看见、没有听到。用“沉默”对付他人的议论，对强者来说是一种“风度”，对弱者来说则是一种“聪明”。玉可碎而不可改其色，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对于母亲来说，这实在是太沉重了，触及它有撕开伤疤一般的疼痛。我不识字的母亲正是用这种“沉默”的方式，坚强地支撑起她那颤抖着的自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有一次母亲偶然流着泪悄悄地对我说：“儿啊，你要为娘争口气，过去不与你舅舅家走动，不就是怕人家嫌咱家太穷吗？怕人家看轻了你吗？你这一代人一定要胜过我这一代人呀。”诚然，在今天看来这些都是一些鸡毛蒜皮、无足挂齿的街谈巷议。但是它对于一个从小受委屈太深，又没有文化的母亲来说，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她的一些想法不是毫无道理的。自古以来对待“富贵之人”不是难在以礼相待，而是难在能够不卑不亢、保全自己的人格；对待“贫贱之人”不是难在施以恩惠，而是难在以诚相待、彼此尊重。其实在当今的世界上，财富绝对不是评判一个人有没有价值或者价值大小的唯一标准；财富永远无法改变一个人的本性，只会让人露出本性。我母亲不与舅舅家走动亲戚关系，除了有她的一腔怨气之外，最主要的是怕我因之而受到不应有的委屈。爱之深、恨亦深，恨往往是爱的灰烬。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确实有许多身份低微的母亲，她们的生命有时就平凡得如同田野里的草芥。然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却没有卑微的母爱，每一份母爱都值得儿女们珍视和仰望。我终于懂得了老实巴交的母亲，原来深藏着一颗最柔软的爱子之心，她让我知道这世界上“最美好”、“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她如同莲子一般苦的心。最美好的东西通常接近悲伤，最绝望的东西一定隐于内心。岁月无痕，母子有情；慈母之爱，昊天罔极。尊敬的母亲啊，也许您不一定觉得或者认为自己伟大，但是您在儿子的心目中就是源、是爱、是永恒。

       母亲更是一位受人敬重的贤妻良母。母亲的身体素质一向比我父亲好，家里的重活、脏活、累活基本上都由我母亲包揽。母亲是一个勤扒苦做的能手，屋里屋外事无巨细都由她老人家在操心，而且极少看到她表现出心焦和烦恼，似乎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天生就该由她去做，母亲对我父亲似乎从来就没有过多的要求。母亲生育了我、养育了我、教育了我，自我记事时起，她就隔三岔五地叮嘱我：“你父亲这一辈子为你们兄弟三个吃了不少苦。你是长子，一定要做出个好样子，好好地孝顺你父亲，懂得吗？”但是我从来没听到她要求我如何孝顺她，似乎在“孝顺”这件事儿上，她甘愿让我们把全部的“爱”都转移到父亲的身上去，这正是我不识字母亲的“伟大”之处。尽管母亲是一个做事风风火火的人，但在日常生活中又是一位非常细心的人。譬如，我兄弟三人每年极少添置新衣服，偶尔添置一两件新衣服，也往往是为我这个长子添置的。母亲通常把我实在穿不进去的衣服，自己动手改给我大弟弟穿，大弟弟穿小了再改给小弟弟穿。尽管一件旧衣服早已洗得发白，有时出现补丁摞补丁，但是母亲能把它补得平平展展，从来不露针脚在外面。再譬如你同她一块走路，看到地上的一根铁丝、一颗铁钉、一截塑料绳，你可能不稍一顾，她却会弯腰把它拣起来。她经常对我这样说：“这些东西看起来不起眼、眼前没有用，可保不准什么时候就派上用场了。宁可东西等人，不可让人等东西。”在她老人家八十八岁的时候，仍然怎么也闲不住。要么到田地里找点事做，要么出去砍些柴火；人家外出打工把承包地撂荒了，她硬要去拾掇着种上芝麻、花生；稻谷收割后她也要出门去拣稻谷喂养鸡子。正因为她总是闲不住，所以她的身子骨还算好，她与我父亲两人每年要喂养20多只鸡，基本上每两年出栏一头肥猪。我们真担心她因之而出事，总是婉转地好言相劝，但是并不起多大的作用。实事求是地说，由于我和夫人夏桂霞在尊敬父母上率先垂范，我们家所有当儿媳的晚辈对两位老人都很孝顺，从来没有让他们的生活感到窘态；与他们朝夕相处在一起的两个弟媳，也从来没有对两位老人高声喊叫过。母亲是一个有口无心的人。她老人家的脾气历来不太好，年轻的时候常因一点小事就与我父亲争吵，有时甚至摔盘子、打碗的。对于我们这些尽管很本分的孩子也少不了打骂，有时还表露出恨得咬牙切齿的样子。但事情过去之后，她从来都不记在心里，“大爱若恨”是母爱的独特表达方式。我庆幸自己被她生育、抚养，一路走来我越发意识到，她给予我的让我一生受益无穷。

       母亲打心眼里敬佩我父亲。尽管我父亲同她一样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是我母亲羡慕我父亲记忆力好，当生产队里的保管员，居然能够用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符号记账。遇事也比较有远见，譬如在我读书的问题上，就有一个极好的例证。当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正赶上国家大搞围湖造田，每家每户都要有一个男丁上工地，一担烂泥条100多斤重，有时一干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个别身体虚弱的人被活活地累死在工地上。当时有不少人劝我父亲说：“何必你一个人累死了呢？把你大儿子拉出来替换你多好。自古只见过挑箩借谷的，没有见过挑箩借字的。穷人家没有关系和门路，孩子读书也白搭。等你另外两个儿子大了，再让他们读书也不迟。”我父亲笑着对那些人说：“孩子读书各人天分不一样，有的读得进，有的读不进。三个孩子就像‘三粒胡椒’，你知道哪一粒将来是辣的呢？宁可累死我，也不能让孩子当睁眼瞎。”我母亲是一个比较看重眼前利益的人，历来缺乏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这是她老人家致命的弱点。但是在我读书的问题上，母亲觉得父亲说的话在理儿，转过头来赞成我父亲的意见，支持我继续读下去。无奈之下母亲只好自己上工地，替换我父亲干繁重的体力活，好让我父亲稍有休整的机会。人们无不称赞我母亲是一个不服输的女人。那时人们的生存条件极差，在我们那个地方牛羊肉根本没有，猪肉只有在过年时才能见到。5块钱过一个年还算是挺好的，在我家是常有的事儿。往往大年三十夜猪肉一上桌，我们兄弟三个早已等不及了，夹到嘴里的猪肉来不及慢慢地嚼细就往肚里吞。吃年饭的时候母亲也不像平常那样严厉，任凭我们的筷子像雨点一样在肉碗里挑来挑去，她自己只吃一点其他的菜。鸡蛋在今天看来是极其普通的家常菜肴。但是在那个普遍贫穷的年代，除了过年或者家里来了贵客之外，我们家是舍不得吃鸡蛋的，全凭“鸡屁股银行”，解决一家人的油盐钱和看病的挂号钱。母亲偶尔蒸一个鸡蛋羹，总是偷偷地放在父亲的饭碗底下，逼着他吃下去。父亲望着我们弟兄三个怎么也咽不下去，于是总要给我们每人分一块。每当这时母亲就会严厉地训斥我们：“你们知道吗？没有你父亲你们就活不成、长不大，你们不许吃，小孩子要懂事。”患难见真情。正是这些看似粗俗的质朴话语，道出了人间的真情、真爱，显现了母亲对家庭的无私奉献，更体现了普天之下母性的纯洁和伟大。

       母亲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譬如，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整天感到饥饿，有时饿得身发抖、心发慌。每周末要往返步行60多里山路回家，一则是为了背下一周的粮食和一罐腌菜，二则是为了回家狼吞虎咽地“猛吃”一顿。从小生活在贫瘠的农村，食不为味只求饱。那时从来没有零花钱在学校的食堂里买菜，尽管白菜汤只要2分钱1碗，但就是买不起。即使在异常炎热的夏天，带到学校的那罐腌菜仍然要食用一周。通常到周二、周三菜就开始变馊，咸萝卜、腐乳汤即使生蛆了也得咽下去，否则端着饭碗就没有别的指筷子的地方。母亲为了让我在学校里少挨点饿，从全家人口里省下一些麦子，加点盐炒熟后让我带到学校里，当我饿极了的时候，就悄悄地吃上一两把麦子做补充。为了从全家人的牙缝中挤出那一点儿粮食来，如果说家里其他人平常是坐在桌子上喝稀粥，那么，我的母亲多半是坐在灶台前喝米汤。母亲一生节俭过日子，在我们兄弟几个读书期间，她老人家从来没有为自己添置过衣服什物，全家的所有衣服及被子、床单等，全靠母亲晚上熬夜纺线织土布解决问题。那时候棉布一律凭票供应，国家规定成年人每人每年5.4尺，儿童每人每年3.7尺布票，在那个绝对平均主义的年代里，人们在穿衣用布的问题上确实是很平等的。有一段民间流传的“顺口溜”很能够说明当时的真实情况：“乡干部村干部，出门穿得‘呼啦裤’，后面是‘日本’，前面是‘尿素’。”干部们能够买几条装尿素的袋子（日本产）做条裤子，已经就是很大的“特权”了。在我们家里，布票基本上被母亲通过给人家“说好话”，用来抵付缝纫师傅的工钱。那时高中的学杂费在今天看来实在不贵，每个学期10元钱，加上书本费共15元钱左右。但是由于我家底子薄，恰在那时我母亲又背时，屡犯头疼的毛病，这15元钱就是拿不出来。要知道那时喂养一两年的一头100多斤重的肥猪，也只能卖50多元钱啊。我读高中的那两年，母亲就像过“鬼门关”一样，她老人家为我这个读书的儿子愁白了头。每个学期开学前母亲就急着为我筹措学费，家里凡能变出钱来的东西都被卖光了，不足的部分就全凭母亲赖着老脸到处求人借。每次凑齐给我的3元、5元，母亲多数是用手帕包着给我的，有5角、2角和1角的，也有5分和1分的，就是没有整元的人民币。这些零散钱有些是母亲借来的，有的是家省下的柴米油盐钱，有的是母亲得病了舍不得吃药的钱，也有的是刚刚卖了几个鸡蛋的钱。作为穷人家的孩子，我知道穷人家的“钱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到1982年我与夫人夏桂霞结婚的时候，除了我们一房家具是新的之外，几乎是家徒四壁，没有一点值钱的东西。那时候（指我读高中时期的1970—1971年），生产队里自然条件极差，靠天吃饭、广种薄收，一遇天灾就颗粒无收。全劳力一个劳动日只能挣得0.16元，有些身体不太好的人，辛辛苦苦地劳作一年，不但没有任何收入，倒头来还要欠生产队的“口粮钱”。因而一般人家如果没有在外地工作或者是做手艺的，家里基本上没有活钱，更谈不上有任何积蓄。也不知母亲为我这个读书的儿子，挨了多少人的白眼、受了多少难以言表的委屈。每当我手里捧着母亲好不容易才凑齐的学费时，一想到父母为了积攒这一笔来之不易的学费，省吃俭用、东求西借的一幕幕，我的泪水就会情不自禁地流出来。我以为世界上有两样事物是每个人都必须仰视的：一个是星空，一个是母爱。所以从那时起，一种知恩、感恩、报恩的理念油然而生。我发誓要为父母争气好好读书，无论如何要混出个人样子来，以实际行动尽到自己的一片孝心。那时也曾幼稚地发誓：一定要让所有“瞧不起”甚至“歧视”过我母亲的人，对我母亲“仰视”才行。

       天底下最无私的爱是母爱。人世间有些“爱”很大气，有些“爱”很执着，还有一种“爱”很纯粹——没有任何功利的痕迹，我觉得这种“爱”就是母爱。我以为最朴实无华、最神圣博大、最刻骨铭心的爱，就是母亲对于儿女那种永恒的爱。我母亲她老人家没有文化，说话从来就是直来直去地毫不修饰，很少顾及别人是否高兴。只要遇到她不顺心的事儿，立马就挂到了脸上，全然不顾忌别人会怎么想。我母亲不但性格和脾气不太好，而且有时还比较固执己见。尽管母亲没有能力、也不可能穷户养“娇子”，但可以说我就是母亲的一切。譬如，她哪怕遇到天大不顺心的事儿，哪怕她老人家正在伤心流泪，只要看到我进了家门就不再作声，她老人家觉得我是读书人，决不能让我感到难堪。我似乎就是她心中的一块“玉”，母亲用她那粗糙但又质朴的方式，像雕琢玉器般地一点点地养育和塑造着我。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珍奇异宝都能够以物论价，唯有玉无价，玉是永恒的。因而人世间也唯有无价的东西，才称得上是有生命的。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我们通常所说的“玉文化”，我以为这里的“化”就是“熏陶”，实质上也就是“琢”。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磨打和雕刻，是千百年来传承嬗递的感染和积淀。

       在我进步的每一步当中都能够寻找到母亲心血留下的烙印。几十年来我一直保持了一个良好的习惯，那就是除了外出开会或者进教室给学生授课等庄重场合外，我一般不穿皮鞋，一律穿土布鞋。我从小就穿惯了母亲做的布鞋，觉得穿上它心里舒坦、脚上舒服。即使我当了教授、处长、院长、秘书长，也全然没有穿母亲做的布鞋“土气”的感觉。后来母亲眼睛不好使做不了针线活儿，还特地请垸里的年轻媳妇们帮忙做过几双布鞋寄给我。我现在也是为人父母，每每想到母亲为我奉献的点点滴滴，不由得不热泪盈眶。尽管我父母前半辈子吃尽“苦中苦”，他们终究属于“幸福人”之列。尽管他们开头不幸，但他们的结局是幸福的，因而仍然称得上是幸福的人。而那些开头幸福但结局不幸的人，终究只能说是不幸的人。母亲的恩情比天高、比地厚、比海深，怎么估价也不过高。为了国家和个人事业的发展，忠孝往往难于两全。父母大人深明大义，他们几次病倒了也不让我们知道，怕因之而影响和分散了我们的工作精力。平常我与他们通电话的时候，他们也总是报喜不报忧地说：“我俩一切都好，不要挂念，我们手里不缺钱，你要多关爱你的妻子和孩子。由于我们家底太薄，我们没有能耐帮助你们。”有时还流着泪说，他们手长袖子短、眼界浅，拖累了你夫妇俩，对不起你夫妇俩。总是勉励我在外要听领导的话，要好好工作。中国农民的大多数都是不图儿女回报的善良父母，他们对土地的指望和依赖，甚至要比对儿女们还多一些。我算不上传统的和人们所说的孝子，但是为了辛劳一辈子的父母能够幸福地安度晚年，我没有理由不为他们尽一份做儿子的职责。“只愿父母都长寿，安慰天下儿女心。”如果人真的有来世，来世我愿再当两位老人的儿子孝敬他们。

       作者宋才发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