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才发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博士生导师。
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准备不足溯源与评析
宋才发
社会主义制度原本应该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身本来应该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可是，不发达国家实现的社会主义却主要是奠基于半封建制度的废墟上，在实现社会主义之前，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达到高度水平。如何彻底清除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余毒，这在不发达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和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的历程中，比起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摧毁旧制度的经济基础，是更为艰巨、更为长期、更为复杂的任务。尤其是像中国这样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完整社会的、具有两千多年完备的封建主义传统的国家，这个任务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就显得更为突出。
封建主义思想意识和官僚政治对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具有劣根性影响。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指出：从社会史的立场来说，中国是一个文化发达较早的国家，现在反倒落后了。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能说它完全没有进步，只是它在整个经济生活上的改进速度过于缓慢，过于显得蹒跚不前；而其改进程度，且始终不会越出技术性的、量变的阶段。因而，“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问题，事实上，无非是中国典型的或特殊的封建组织的长期存续问题”；“这种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始终不会发展到突破其社会生产关系的水准的事实，就极可能由专制官僚统治形态得到系统的说明。”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公开宣布自己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曾指出，自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中国社会内部逐渐出现资本主义因素以来，原来的封建社会已经逐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个中国社会同其他落后国家一样，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最大，农民的从业人数最多，达到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0%，生产力水平极低，几乎没有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文明习惯的基础，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政治无不打上宗法的烙印。封建专制主义所特有的极端皇权主义与隶属关系是中世纪西欧所没有的；集权、专制、独裁也成了中国封建统治的必然形式；生产力的传统方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和落后的生产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重农抑商”、“扬本抑末”的经济政策，则是中国科技趋向落后的根本原因。因此，近现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消灭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封建的经济基础。邓小平也指出：“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封建社会的残余影响较多，诸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公平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淡薄；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作风和体制；以及文化领域的专制主义作风等等。总之，“宗法观念的余毒决不能轻视。”“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总之，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目的是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
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考察，在我国现行的具体制度中，主要弊端是官僚主义现象。列宁早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所谓防止“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就是要“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在《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中又指出：“我们内部的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这些人都是身居苏维埃要职”。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之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履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都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譬如，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要求别人和下属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则是封建皇权世袭制的苟延残喘。官僚主义本质上是旧社会遗留的恶习，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性质水火不相容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要从根本上消除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恶习，就必须着重研究体制的改革（既包括经济体制，也包括政治体制）。“过去我们虽也多次反过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
肃清封建残余影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政治领域的重要任务。树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既要弘扬传统文化的精神，也要批判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封建主义道德价值取向是群体主义，不是个人和个人利益的需要，而是由宗法关系构成的家庭、家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君主专制政权的需要。所以，它严重地束缚了人的自由和个性发展，推崇的是怯懦、自卑、自甘屈辱的道德，倡导禁欲主义观念，它是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背道而驰的。倡导社会主义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强调发挥个人的积极主动性，兼顾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增强民主与法制观念。建国以来我们对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做了一定的批判，但由于社会历史和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我们对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批判是不彻底的，方法上是有失偏颇的。譬如，我们往往没有摆正批判资本主义与批判封建主义的关系，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封建主义的思想观点以及这种文化力量去批判资本主义，从而在客观上容忍和助长了封建主义残余。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之所以重视肃清封建残余的影响，把它当作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政治领域的重要任务来看待，不是为了进行自我否定，而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它的目标是通过社会主义的改革来肃清封建主义遗毒，推进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而不是借此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和“补资本主义的课”。
分清社会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界限，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邓小平指出：“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四人帮’所宣扬的那套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总之，必须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工作，同对于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思想和其他腐化思想的批判结合起来，因为在我国封建主义思想有时是同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我们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倡导集体主义原则，就因为它一方面强调保护和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尊重每个劳动者的人格尊严和个性自由，在公正原则下不断提高每个劳动者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强调维护集体利益，是个人应当履行的义务和责任。无产阶级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在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中凝聚了集体主义精神，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普遍原则，又反映了我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实际，构成了现阶段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基本的内涵。综上所述，分清社会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界限，肃清旧社会残余思想的影响，“对于广大干部和群众说来，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为了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提高觉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努力为人民做贡献，为社会做贡献，为人类做贡献。”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科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个词是通用的，创始人并没有给社会主义下过完整的定义。马克思说过：未来社会的具体的经济形态取决于那个时代的客观经济条件，应该由后人来解决。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只是根据经济、道德和精神诸方面的差异，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列宁则据此在《国家与革命》中将“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把“高级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社会”。在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的确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理论与现实的反差现象，这种反差实际上就是理论与现实之间矛盾运动中的不一致及其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从理论上说，这些反差大体可概括为四种表现形式：一是理论脱离实际所形成的反差；二是理论不够完善和成熟所形成的反差；三是理论转化为实践所必须的“中介”环节不具备所形成的反差；四是实践主体素质和能力还不能适应新的实践需要所形成的反差。然而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反差乃至弊端，并不能说明不发达国家不能搞或搞不好社会主义，而只是说明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领导者，还没有全面掌握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不能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失灵了，而只能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还不善于结合不发达国家的实际运用并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不足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而只能证明我们没有从根本上认识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弊病和挫折的主要原因，是不发达国家的领导者未能从根本上认清当代社会主义各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面临的历史任务，也没有彻底弄清楚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关系。
第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弄清楚。长期流行的社会主义观点主要是：在经济方面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原则和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方面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传统的观点首先来源于前苏联论述科学社会主义或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至于把列宁主义定义为关于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则是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概括出来的。这个影响极大的定义，虽然基本正确地反映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主义的内容，但却忽视了列宁主义的民族特点，尤其是丢掉了列宁主义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思想。过去流行的“社会主义观点”，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譬如，它严重忽视生产力的发展，脱离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而片面追求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强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在过分夸大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等等。所有这些与社会主义本来意义相违背的观念，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而强化，给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到列宁，都没有经历或只经历很短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没有写过有关社会主义的教科书，没有试图对社会主义做出明确的定义。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一切需要经受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未来阶段的推测和阐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彻底地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验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称为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的东西。”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是个长期探索的过程。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工作上的频频失误和屡见不鲜的挫折，主要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当代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邓小平指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也即是说，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搞清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尤其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质和经济体制，什么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只有通过探索把这些问题完全搞清楚，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第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没有弄清楚。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丰富经验。但是，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弄清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没有从根本上处理好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曾不同程度地犯过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教条化的错误，导致了僵化的思维模式和僵化的观念。它一方面先入为主成为大多数人关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是引经据典对创始人的某些观点做教条式的理解和解释。其中有许多是脱离社会主义发展实际所处的阶段和客观环境的，还有许多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解和附加。20世纪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大论战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又造成了一种争当“正宗”，怕被打成“异端”的舆论和心理氛围；要干几件事就要从老祖宗那里找到理论依据，要讲几句新话也要从老祖宗那里追根溯源。因此，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是束缚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最大思想障碍。就我国而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解和附加可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误解了经典作家关于过渡时期的论述，提出超越阶段的“大过渡”论和“穷过渡”论；二是误解了经典作家关于所有制问题的论述，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三是误解并附加了经典作家关于商品经济问题的论述，主张实行产品经济、限制商品经济；四是误解了经典作家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论述，盲目地推行平均主义；五是误解了经典作家关于建设速度问题的论述，提出以高速度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实践反复证明：欲速则不达。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何以发生，又何以能持续10年之久?从领导者的责任角度讲，直接源于毛泽东长期以来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上的错误。从思想认识角度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看成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苏联在1936年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宣布苏联已消灭了剥削阶级，为何没有随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而大搞阶级斗争?其直接原因亦在于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弄清楚了，但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马列主义是我们的行动指南，但不可能给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确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因而在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探索和认识过程中，易于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第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没有弄清楚。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需要有一个过程。从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算起到今天只有80年的历史，而在我国只有40多年的历史。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很难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有一个全面地认识和科学地把握。毛泽东在1962年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他还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正是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还没有完全认识和掌握，所以犯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严重错误，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延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使本来已缩小了的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又拉大了，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种常见病，就是急于求成，具体表现为超越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忽视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建设追求过高的指标和过快的速度，等等。譬如，1958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就是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诚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又空前艰难的事业，列宁曾把建设社会主义比作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罕至的高山，比作通过最狭窄、最曲折和最危险的山间小道；卢森堡认为社会主义是有待人们辛勤开拓和奋力耕耘的“处女地”。这些论述都说明一个问题：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和社会环境，仍然限制了人们的认识与眼界，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以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知之不多、知之不深，甚至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因此，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发现和掌握，是一个不断探索、开拓和反复实践的过程，没有充分的实践探索，就不可能有成熟的经验。
在20世纪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努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生产方式、更高的社会生产力，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既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断改革生产关系，又要使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否坚持这两者的辩证统一，正是前苏联国家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不同结局的根本原因所在。前苏联社会主义由盛转衰到最后瓦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理论指导而言），是“左”的教条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左”的教条主义错误在战前斯大林执政时期就大量存在，战后随着个人崇拜的盛行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刚刚提出就遭到夭折，经济建设刚刚理顺又遭到严重地破坏，也同样源于“左”的教条主义占上峰。“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正是这种盲目、压抑的精神状态的反映。从1957年起的20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是“左”；改革开放要探索和开辟新道路，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观念，阻力也是来自“左”。邓小平后来说，这种教条主义危害，几乎到了“亡党亡国”的地步，这个认识和评判是非常正确的。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只有坚持生产力标准，才能以其崭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尺度抵御“左”的思想的蔓延和危害。从历史上看，清算一种错误思潮、一条错误路线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要彻底从“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不再重蹈旧辙，需要树立长期作战和善于作战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防止在反倾向时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认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既坚持清理“左”的思潮，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从两条战线作战，这正是我们党成熟的标志。
（此文原载《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1期，发表后被《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第3期转载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