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较之“一生只做这一锅”，我似乎“见异思迁”和“铺张”了一些，即除了烹治大风堂“这一锅”之外，还烹治了安岳石刻艺术、安岳古代人物研究、方志四川、文学艺术这“四锅”（详见封二、封三）。这“四锅”虽不乏影响，但坦率地说似不及我烹治大风堂“这一锅”的发力之勤、耗时之多、用心之专、倾情之深、影响之大。

       大风堂由张善子、张大千昆仲创立。我与大风堂，是从走进张大千开始的。1990年，中共内江市委宣传部召开首届大千经贸文化节方案论证会，我代表市文联应邀参加。始料不及的是，我的建议意见竟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认同，甚至还有点赞。倘若以此为我走进大风堂的标志，屈指算来烹治大风堂“这一锅”迄今已整整30年。继后，我出任张大千纪念馆首任馆长，这便注定了与大风堂的不解之缘，进而不断走进其深邃。

       在30年的熬治中，我提出了“张大千学”“大风堂画派”“大风堂与非遗”等重要学术观点，出版和发表了一批成果，完善了大风堂组织体系，总论了大风堂近百年历程——“大风迎百年，光焰万丈长”，助推了大风堂一系列文化活动，这本书便是客观佐证。从其中的格局和传递的文化理想信息可见，我对于大风堂是学术研究与文化推动并举的，且大多在“八小时”之外。这注定了所为的不容易，当然亦超越了一般学者仅有的学术研究范畴，故既多一份感受，又多一份深深的遗憾。而这份遗憾，即两项有关张大千文化工程的功亏一篑，至今虽让我耿耿于怀，但却充满期待。

       检索这份深深的遗憾，一是《张大千全集》策划，二是两岸共襄盛举“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的发起和推动。其功亏一篑，岂止是一般意义的心血付之东流，简直不堪回首，甚至让我有欲哭无泪的体验（详见《汪毅还甲》自序）。

       令人感动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秦孝仪不仅首肯此项文化工程，而且欣然应邀同意出任顾问。在香港，我们与高美庆女士进行了深度讨论。后来，因出版社人事变化，被告知“此项目搁浅”，让人哭笑不得。

       比照“《富春山居图》合璧展”，两岸共襄盛举“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的建议（详见《寻踪张大千：台湾之旅》与本书图录和附录），是我于2011年5月在第七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中提出来的。国台办主要领导为之两次批示，并作为2012年两岸文化交流重点项目（国台办甚至协调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均表示支持）。

       本书系我30年来走进大风堂的一个回顾性总结，记录了我走进大风堂的历程，展示了我的学术格局与文化自信，传递了若干鲜为人知的信息，保存了这批有关大风堂的史料。

       全书分图文两部分，意在相得益彰。图录为大千知己、工作剪影、五谒精舍、大风堂著述、著作影响、大风堂文章、主编书报、学术交流、两岸互动、名人战略、百年巨匠、铜像捐赠、张大千全集、大千敦煌、两岸珠联展、大风堂画派、文艺复兴、两馆图册、抗战美术、张善子墓、文本批示、与大风堂门人、门人信札（选）、与大风堂再传弟子（选）计24个单元；文字分辑录、附录，均由我著述或编辑。至于我曾编修或辑录的《大风堂编辑、收藏、捐赠作品文献一览》《张氏昆仲合著作品文献一览》《张善子及研究张善子作品文献一览》《宣传张大千著作一览》《国内外研究大风堂机构（社团）一览》《大风堂同门录（2006年修订本）》《大风堂同门录（1949—1983）》《大风堂再传弟子录》等史料，详见所著《张大千大风堂艺术研究》《张大千张善子研究》附录。

       大风堂代代赓续，截至2025年便是一百年，即拥有百年“中华老字号”殊荣，甚至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特征。这在中国美术史上，特别是在画派建设上不同凡响，具有“金字招牌”意义。为此，我的大风堂这一“锅”还将继续熬治着，虽然熬浓郁它的难度越来越大，但其芬芳馥郁却是势不可挡的。是为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