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德全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这样的一位领袖人物，他介绍刘少奇入党，与周恩来、任弼时、王若飞同事，他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总指挥，他21岁教授唯物论，他曾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长江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兼组织部长，他26岁牺牲在中华民族的黎明前……

       1927年3月21日清晨，黄浦江畔沉闷的夜色还未完褪去，东方的地平线已露出一抹红晕。中共江浙区委发出紧急通知：立即召开区委委员、各部委书记紧急会议！

       接到通知的与会人员一个不落迅速赶到了开会地点。一个面目清秀、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发布命令：“今天中午12时，上海全市施行总同盟罢工，同时举行武装起义！”

       这是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这命令无异于一声惊雷，将睡眼朦胧中的大上海唤醒。近八十万上海工人行动起来了，近万名工人武装纠察队行动起来了，经过三十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至3月22日傍晚，敌人在上海的警署全部被攻破，兵营全部被摧垮，上海工人终于击败了直鲁联军，占领了整个上海市区，取得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个胜利。

       那位在会上发布命令并指挥这次起义的年轻人，就是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

       20世纪初的中国，风雨飘摇，民不聊生。1902年5月18日，在湖南湘潭县易俗河镇赋江村雷公塘一户农宅，随着 一声尖锐的婴儿啼哭声，罗亦农出生了。父亲是当地知名的士绅，家里有地有钱，还有势。

       罗亦农七岁入私塾读书，却对那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深恶痛切。他经常趁先生不注意，溜出学堂去找穷孩子玩。开始，穷孩子们都管他叫“罗少爷”，他很不高兴：“你们都不是少爷，凭什么叫我少爷？以后谁叫我少爷，我就不理他，不和他玩。”穷孩子因此便不再叫他少爷，和他处得如同兄弟一般，玩得可欢啦。同时，没少惹祸。

       一次，罗亦农与一群穷孩子去一个寺庙旁打柴，发现寺庙里有两棵枯树，便要去砍。庙里的和尚不允，他带着大家与和尚周旋，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硬是将庙里的两棵枯树连枝杈带树干都砍了去。庙里的和尚都敢得罪，那就是佛菩萨也敢得罪，真是胆大包天。消息传到罗亦农父亲耳里，大为恼火，再也不准罗亦农与穷孩子们混在一起胡闹。

       罗亦农把父亲的训斥当作耳旁风。一次，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看见两头牛斗架，一头健壮的牛把另一头瘦弱的牛斗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罗亦农捡起石头便朝健壮的牛打去，健壮的牛以强凌弱斗得正欢，根本不理会罗亦农的石头。束手无策的罗亦农跑回家中，取来父亲的鸟铳，对着健壮的牛就是一铳，击中了牛屁股。健壮的牛狼狈地逃走了。牛主人得知后，找到罗家告状，罗亦农却说：“强暴的东西就是要受惩罚。”罗父不得不让儿子在厅堂的祖宗牌位前罚跪了半天。

       罗亦农并未就此改变对强暴的痛恨。一个久旱不雨的夏天，他路过当地镇上一个叫五房湾大垅的地方，看到水井旁一群佃户为东家掏水井，便问东家给他们多少工钱，佃户告诉他，不但没工钱，饭都吃不上一顿。罗亦农告诉佃户：“要是碰上我，我就要去告东家的状，不给他干。”佃户们认为罗亦农说的有道理，便派代表与亦农去和东家讲理，东家无奈，只得答应佃户的要求。父亲得知此事，大发雷霆，大骂罗亦农“逆子”。并将他关了好几天。

       正当父亲为罗亦农大伤脑筋之际，有人告诉他，在湘江对岸有个收寄宿生的学馆。馆主叫郭月钦，无论多么调皮的孩子，只要上他那里，都会服服贴贴地安心读书。父亲大喜，将已经11岁的罗亦农送到郭老先生门下就读。

       果然，在思想开明、学识渊博的郭老先生教授下，罗亦农如鱼得水，如饥似渴地在书本里接受知识的熏陶。

       三年后，罗亦农结束了郭氏学馆的学业，考进了当时湘潭有名的“新式”学堂——益智学校，那是一所美国人开办的教会中学。入学不久，罗亦农失望了。他看不惯学校里那些视中国人为愚民的洋人，更不想听荒诞不羁的神学，厌恶每周必做的“礼拜”。他经常溜出校门，上大街闲逛，去湘江岸边散步。也就是在这时，他看到了湘潭人民自发成立的“国货维持会”捣毁、焚烧日货的行动，非常兴奋。

       1916年2月的一天，讨伐袁世凯的讨袁军进入湘潭。罗亦农领着益智学校的几个同窗好友，加入各界人士组成的欢迎队伍。益智学校的洋人校长阿尔赫斯知道了，气急败坏，将对罗亦农严重警告处分的告示贴在了校门口。

       罗亦农觉得：“益智不是中国人办的，也不是为中国人办的，这里没有英雄，没有光明。”他毅然退学，回到了家中。

       “五四运动”的爆发，给沉闷黑暗的中国带来清新气息。罗亦农按捺不住追求新文化、新思想的热情。1919年秋天，罗亦农悄悄离开了家乡，只身前往上海。

       大都市上海，并不是罗亦农想象的繁荣和充满希望的生机，黄浦江上停泊着洋人的轮船，十里洋场更是洋鬼子的乐园。初到上海的罗亦农身无分文，在法租界一家小报馆谋得校对工人一职，他就靠这份收入生存。

       这个小报馆，有很多报纸、杂志和书籍，为罗亦农提供了自学的条件。他接触到《新青年》《劳动者》等世界刊物，并开始了解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来《新青年》杂志社由北京迁到上海。罗亦农通过《新青年》发行所，找到了陈独秀。那是1920年盛夏的一天，罗亦农鼓足勇气敲开了渔阳里二号的门，陈独秀热情接待了他。此后，罗亦农多次造访陈宅，一条充满生机和希望的道路在罗亦农的面前延展开来。

       罗亦农原名罗善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特别是接触到陈独秀4人后，他的心亮堂了。他知道原来的自己是在沉睡中，现在的自己觉醒了。他先是将自己的名字改成罗觉，觉醒的觉。后来，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认为：要改造中国与社会，必须依靠劳苦大众，他出身农村，索性又将罗觉改成罗亦农。

       在第三国际的支持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决定选派一批青年赴苏俄学习。出国前得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和俄语的培训，陈独秀介绍罗亦农参加了培训。1921年春节后不久，罗亦农和二十多个青年辗转来到了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紧挨着普希金广场的东方劳动大学，是一所专门为东方各民族培训革命干部的学校，校长是斯大林。罗亦农与任弼时、刘少奇、萧劲光等同在专设的“中国班”里学习，罗亦农被校方选定为“中国班”的学生负责人。1921年冬天，罗亦农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首批转入共产党，参加东方大学苏共党总支的活动，刘少奇由团转党时，罗亦农做了他的介绍人。不久，任弼时、萧劲光等人也先后入党。中共旅莫斯科支部随之成立，罗亦农任支部书记。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远东各国共产党与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罗亦农与俞秀松、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正式代表参加了大会。

       罗亦农天资聪颖，加上学习非常刻苦，俄文版的许多书籍他拿到手便能口译，成绩优异，组织能力强，1923年3月东方大学设立中国语言组时，罗亦农被选为中国语言组书记，并兼任中国学生的唯物论教授和翻译。

       由于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工作，罗亦农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学校领导安排他离职就医，他婉言谢绝。带病继续顽强地工作。当他看到一批又一批从东方大学结业的中国学生返回祖国，去报效国家时，总是露出欣慰的笑容。

       东方大学的学习和工作，于罗亦农来说，不亚于战斗，是让他脱胎换骨的战斗。他从一个不满黑暗现实、追求光明前途的普通农村青年，成长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时的罗亦农更加盼望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怀抱，去拯救水深火热的同胞。

       终于，祖国和党向他招手了。1925年3月，罗亦农从莫斯科回到了他离别四年的上海。到上海的第三天，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住所接见了他，向他传达了中央派他去广州筹备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的决定。次日，罗亦农便与邓中夏、林伟民一道风尘仆仆赶往广州。

       1925年5月1日，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大学操场开幕，参加大会的代表181人，代表166个工会和有组织的工人群众54万多人。参加大会开幕式的工农群众、军人、学生逾两万人。大会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劳动者争取自由、争取地位，并从重重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的热情和斗志。

       罗亦农为大会的筹备和召开，忙前跑后，深入工农群众，了解他们的困难和愿望。他也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整整几天会议期间，他日夜奋战，写出了数篇通讯和论文发表在《向导》等党的刊物上。罗亦农用活生生的事例，在文章中反复阐述了“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提出了“实行工农大团结”、推进“工农联合”等闪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观点。

       劳动大会后，罗亦农继续留在广州，与陈延年、周恩来等四人组成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罗亦农由中央安排，参加中国广东区委，任宣传部长。在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活中，罗亦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积累了军阀、与反动派作斗争的丰富经验。

       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为了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广东区委联合全国总工会等组织，举行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罗亦农与陈延年、邓中夏、林伟民频繁往来广州、香港之间，团结各行业工会，统一斗争方向，最后取得了大罢工的胜利。

       1925年10月，罗亦农在北京参加党中央召开的第四届扩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后，被中央派去开办并主持北方局党校。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党校，虽然因故只开办了两个多月，却为全国培养了不少得力干部。

       罗亦农回国仅半年多，他以火热的情怀及非凡的才能，做了大量的工作。随着斗争实践的深入，他的组织能力和斗争策略更趋于成熟，他在党内的声望也与日俱增。

       1926年新年伊始，大上海遭遇少见的严寒。军阀统治的恐怖与冰天雪地相呼应。上海总工会及各产业均被军阀封闭，群众的反帝斗争被残酷镇压。

       上海四川北路恒丰里104号却有一股春潮在涌动。这是江浙区委机关所在地，罗亦农临危受命，出任江浙区委书记。

       那时的江浙区委，是实际意义上的管辖浙江、江苏、上海三个地方党的工作的领导机关。在黑云压城的地方，组织和领导党的工作、发动工农群众、壮大党和革命的力量，罗亦农压力山大。他硬是凭着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用马克思主义的大智慧，用一年时间，在反动势力的鼻子底下，将党员的队伍发展了近一倍，恢复和新建了江、浙、沪的工会和共青团、妇女组织，并培训和组织了有相应战斗力的一万多名工人纠察队员的武装力量。

       苏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胜利喜悦时常鞭策和鼓舞着罗亦农。他和战友们紧锣密鼓地组织着、准备着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因为情报来源和北伐军不予配合等缘故，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两次均以失败告终。

       罗亦农并没有灰心，在失败中他越来越看清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嘴脸。激发他建立党的真正武装的坚强斗志。在他总结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后，他全力做好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党中央批准了举行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计划，并派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兼任江浙区委军事委员会主任，配合罗亦农、赵世炎发动和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终于，中国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开天辟地第一回，取得了全面胜利。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蒋介石一枪未放进入上海，并敲锣打鼓给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送来“共同奋斗”的锦旗。而在武装起义胜利后仅20天的4月12日，蒋介石彻底露出反革命嘴脸，发动了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的反革命政变。上海工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成果让蒋介石彻底破坏了，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的鲜血染红了黄浦江，染红了长沙，染红了全中国。中共党的工作被迫转入了地下。1927年4月下旬罗亦农调任中共江西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他又一次离开了上海。

       罗亦农到江西工作不到三个月，1927年7月上旬，中央一纸调令，他又匆匆赶往武汉，就任湖北省委书记。这时的武汉，“山雨欲来风满楼”。汪精卫把握的武汉国民党右派正准备步蒋介石后尘，公开反共反人民。罗亦农一到武汉，便组织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召开会议，号召大家丢掉幻想，转入地下，保存有生力量，作好长期和敌人斗争的准备。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因为罗亦农事前将党的机关转入地下的安排，省委机关和各级党的组织在敌人疯狂的猛扑中，未遭受过多的损失。

       不久，罗亦农搬到汉口一家民房内，化名赵先生，他以一户居民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他经常以请客打牌的名义，在这里召开各种会议，进一步落实各级党组织的安全转移和组织整顿等工作，并建立完善落实党的地下联络点和地下交通员。湖北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因为国民党的屠杀而停止，它恰如强烈的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孕育着有一天强烈的喷发。

       1927年8月6日，罗亦农秘密来到汉口三教街41号，那是一个俄国人的房子。瞿秋白、邓中夏、任弼时、李维汉、毛泽东等21位中共党的领导人相继到达这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在这极其秘密的环境里召开。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当前最主要的任务。罗亦农在会上痛心疾首地批判了老师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并严正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没有一个坚定的夺取政权的决心。……党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上海和湖南都是半途而废。这是非常错误的。”会议选举瞿秋白、罗亦农等九人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毛泽东等七人为候补委员。会上还成立了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罗亦农任长江局书记，指挥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等省的革命运动和党务工作。”此时的罗亦农仍兼任湖北省委书记。他与湘潭老乡毛泽东分别在湖北、湖南发动起轰轰烈烈的秋收起义。

       在洞庭湖北的土地上，罗亦农深入深山老林，深入河湖港汊，到处撒下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在帮助和巩固各地党组织时，不忘强调各级党的组织抓武装、抓枪杆子。斗争实践告诉罗亦农：离开了武装斗争，就不可能夺取政权，而没有党部掌握的政权，革命只是一句空话。

       他精心策划，1927年8月8日鄂南秋收暴动爆发了，参加暴动的农民五万余人，攻占鄂南数个重镇和县城，组织起革命政府，截断武长铁路达两月之久，歼灭大量敌军，除掉七八百横行乡里、鱼肉人民的地主恶霸。暴动失败了。但却唤醒了民众，锻炼了干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罗亦农的领导和安排下，鄂西、鄂中、鄂北各地的农民没有被反动派的淫威所吓倒，相继点燃了秋收暴动的烈火。罗亦农直接安排鄂东地区，在黄麻组织了轰轰烈烈的起义，促成了鄂豫皖地区的红色割据，走了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

       在指导长江局所属各省的革命运动中，罗亦农经常废寝忘食、拼命工作。1928年10月初，罗亦农轻装简从，去湖南等地检查工作，许多次遇到危险，却化险为夷。他风趣地和各地的同志说：“苦人子天照看。我们进行的革命是正义的，天老爷得照看才是。”

       就在罗亦农外出期间，长江局部分同志准备趁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宁汉之战的机会，在武汉组织大规模的城市暴动。罗亦农回到武汉后立即制止了。他说：我们同样的错误不能一而再地重犯。在中国，城市暴动的时机还未成熟。只有壮大革命队伍，保存实力，发展乡村中的土地革命，才能迎接新的革命大潮的到来。这是罗亦农从多次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悟出的革命道理。

       新的革命重担又向罗亦农招手。1927年11月9日、10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罗亦农被选 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兼组织部长。他再一次回到了上海。

       1928年元旦，对于罗亦农来说，有些特别。上海中共中央组织局机关他的住所内，一场特别的婚礼在进行。贺客中有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李富春、蔡畅夫妇，还有王若飞及中央组织局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新郎是罗亦农，新娘是李哲时，他俩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风雨中恋爱、结婚了。婚礼很简朴，几个战友畅谈到深夜。在白色恐怖中，在强大的敌人身边举行婚礼，无疑是有几分悲壮的。

       通宵达旦，夜以继日的操劳，罗亦农在莫斯科患下的胃病复发了。腹部经常阵痛难忍，吃不下东西，身体日见消瘦。国民党反动当局和租界的帝国主义者以万元巨额悬赏追捕他。罗亦农将这一切置之度外，经常一手顶着疼痛的胃部，一手撰写文章。他还挤出时间带病到湖南、湖北一些农村调查研究，用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供中央制定全国斗争方针时参考。

       1928年2月底至3月罗亦农全身心地投入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中，他代表中央为六大起草了“党务问题”的报告。还与瞿秋白合作撰写了《党纲草案》。正当他与周恩来等人准备去莫斯科之时，1928年4月15日，因叛徒出卖，罗亦农被如狼似虎的英租界巡捕抓进了牢笼。

        第二天，许多中外报纸刊登了罗亦农被捕的消息，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惊喜若狂，他们在报纸上张扬：“首要已擒，共祸可熄”。党中央知悉后，立即派周恩来组织营救，却未能奏效。敌人妄想从罗亦农身上打开缺口，破坏党的中央机关和地方组织。敌人对罗亦农许以高官厚禄引诱未成，又对罗亦农施以酷刑。丝毫也未能动摇罗亦农的钢铁意志。1928年4月21日黄昏，上海龙华戒备森严，罗亦农心情自若，从容步入刑场。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子、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罗亦农英勇牺牲了。26岁的青春热血注入了他热爱的土地。

       罗亦农临刑前用隐语写下了一封给党中央的信，交代未尽的工作，表示了视死如归的决心，并勉励同志们继续奋斗。

       罗亦农牺牲后，党中央在《布尔什维克》杂志刊发悼念文章《悼罗亦农同志》，称“中国无产阶级丢失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丢失了一位最英勇的战士。”文章还指出：“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楷模，反动派提起‘罗亦农’三字为之齿颤，他的死是莫大的损失！”

       罗亦农在黎明前觉醒，在黎明前奋斗，在黎明前倒下，用灿烂的青春热血，谱写了一曲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英雄赞歌，激励着亿万前仆后继的后来人。

       资料来源：湖南人民出版社鄢德全编著《湘潭群英谱》之罗亦农小传。

       作者简介：鄢德全，中共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湖南作协、评协、民协会员、湖南曲协理事，湘潭市文联主席团委员、湘潭市曲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