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新明介绍，山西历史文化悠久，仰韶时期的遗址几乎遍布全省，累计发现716处，经正式发掘的近50处，其中尤以晋南地区最多。在他看来，山西地区仰韶时期的研究可以1949年和1990年为界，划分为三个阶段。
 

　　其中，从1926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李济等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开始，一直持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山西还未建立自己的考古机构，工作由省外学术机构和专业学者完成。

　　薛新明介绍，这期间，山西先后发现了几处仰韶时期的遗址，尤其是对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以确凿的资料更新了中外学者对中国史前史的认识，是当时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主要内容。
 

　　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山西的地方文物部门陆续建立，主要收集田野资料和建立文化序列。“通过考古人员的努力，这期间构建了以晋豫交界地区为中心的仰韶时期文化序列和谱系，研究水平居中国前列，是其他地区对比研究的参照。”薛新明说。
 

　　随着社会的发展，仰韶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更科学、更开放。20世纪90年代至今，以聚落考古和多学科合作为主要特色的考古学理论逐渐形成中国特色，山西也在考古发现和综合研究等方面收获颇丰。
 

　　1990年至1991年，在临汾盆地东部的翼城北撖遗址发掘中，发现迄今山西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枣园文化，填补了区域与时代上的空白。2016年发掘的临汾桃园遗址则展现出庙底沟文化。这都为考古人员研究仰韶时期提供更多线索，探寻中华文化起源。
 

　　近年来，在新技术和新理念之下，夏县师村、吉县沟堡、吕梁山中段岚县荆峪堡、襄汾小王村、浮山南西河等遗址均有新发现，从晋南到晋北，这些遗址发掘对山西仰韶文化考古具有不同意义。
 

　　薛新明表示，山西仰韶文化考古95年，让仰韶时期的发展线索逐渐清晰。大小规模不等的聚落、建立大型公共建筑、墓葬缺少随葬品构成山西仰韶时期社会复杂化过程的显著特点，与同一时期其他主要史前文化相比，具有朴素务实的特色，这一理念对后世的文明起源及早期国家的产生、发展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