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九银十”向来是婚庆高峰，加之受疫情影响上半年许多婚宴推迟，“两节”期间违规操办婚丧喜庆等问题面临较大的反弹压力。

 禁止党员干部大操大办，绝非禁止传统民俗，而是要求党员干部明辨俭与奢、纪与情、公与私、廉与腐的界限，但现实中却总有人屡屡触碰红线。

 有的人将婚丧喜庆变成乘机敛财的工具。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农业农村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杨语发在其子升学宴上，收受亲属以外585人礼金30余万元，11名处级干部、125名科级干部在礼金账本中“榜上有名”，全县近四分之一的处级干部成为其座上宾。在云南省镇沅县勐大镇文况村，为祝贺党总支书记陈宗良乔迁，2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竟也随礼330元，最终，陈宗良受到严肃处理。

 有的人相互攀比、铺张浪费。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荣河镇谢村原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吕春林在为其女操办婚庆事宜时，连续9天设宴160桌、宴请1600余人，搭建豪华彩棚1800余平方米。在个别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一些民营企业家不但通过操办婚丧喜庆比阔炫富，还借机大肆宴请党员干部、派送红包。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隐形变异趋势明显。有的选择化整为零、多次操办。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原党支部书记、站长任光辉向组织报备为女儿操办婚宴18桌，但在实际宴请过程中，却采取提前、分批的方式先后4次共设宴34桌、宴请300余人。有的党员干部担心身份暴露，自己不出面，安排或者默许由非党员干部的亲属、朋友等人代为操办、代收礼金。还有人为了规避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和群众的监督，远赴异地设宴。

“都是人情往来”“只是按照乡下的习俗办”“人家都在办，没问题的”……相当一部分涉事人员归咎于“地方风俗”“人情世故”。这也折射出一些党员干部面对歪风邪气不敢斗争、不愿抵制，甚至抱着侥幸心理随波逐流、盲目从众的现状。

“抹不开情面、跟风送礼。”赴宴者想要拒绝不容易。“他是我以前的老领导，大家都去送礼祝贺，我能不去吗？”一名干部向记者诉苦，他曾开车70多公里，只为准时送上800元礼金。

“越在基层，人情关系社会网交织得越密。”在中国纪检监察学院讲师肖瑞宁看来，基层党员领导干部处于这张网的中心，职权涉及群众利益的许多具体事宜，小到证明开具、户口迁移，大到惠民惠企政策的落实，都少不了县乡村干部的协调。“当基层领导干部家中有事，群众自然相携而去，下属、同事、企业负责人更不必说。”

 针对节日期间大操大办易发多发问题，多地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关键节点，靠前监督。北京市纪委监委相关监督检查室、派驻机构紧盯信访举报，深入商品超市、饭店开展监督检查，发现党员干部大操大办问题线索立即查处。各区纪委监委组织农村社区纪检委员发挥基层廉情员作用，通过召开村（居）民代表会议、发送廉洁提醒短信、约谈家中有红白事宜的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等方式，传递倡廉主旋律。

 从严查处的同时，还需用制度规范党员干部行为。黑龙江省纪委监委下发《关于规范省管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通知》，从市、县、乡三个层次明确具体标准，通过执行严格报备制度，管住人数、管住钱数，引导全社会形成移风易俗、勤俭节约的良好风气。

 刹住大操大办歪风陋习，从推进移风易俗做起。福建省纪委监委立足于八闽大地积淀的孝廉文化，深入开展“一镇一孝廉”创建活动，用孝廉文化涵养家风民风社风，进一步提高干部群众对移风易俗的认同感，推动移风易俗不断走深走实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