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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建设宜居、创新、智慧、绿色、人文、韧性城市。韧性城市理念被纳入国家战略规划，也把韧性城市带入大众视野。
 

　　受访专家认为，韧性城市是一种城市类型、城市运行模式和城市发展的思维范式。城市不断发展，对运行模式的探索也在不断深化。

　　城市像弹簧一样有张有弛
 

　　什么是韧性城市？它是指城市像弹簧一样有张有弛，凭借自身能力预防及减缓各种压力和冲击，并且迅速从中恢复的城市类型。城市充满“韧性”，不意味着完全避免灾害，而是指通过不断学习、不断加强对灾害特征和城市防灾能力建设的认知，达到适应灾害的目标。
 

　　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科研管理部主任、城市规划系副教授赫磊看来，虽然都强调应对灾害，但与传统防灾理念相比，韧性城市由研究单一灾害转向研究多种灾害；由工程性防灾转向避灾、减灾、防灾与容灾综合应用；由预测致灾因子风险转向研究承载体——也就是城市本身的多系统复杂性。
 

　　出现这些“转向”是因为城市需要提升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赫磊指出，国内城市、尤其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建设密度大，高楼林立和地下空间开发等因素使得城市更加立体；同时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气象灾害的发生频率、强度、范围等有所增大，两相叠加将带来严峻挑战。
 

　　最近几年，公共卫生问题也摆到城市发展面前。“2017年北京市地震局曾率先在相关文件中提及‘提高城市韧性’，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更关注天灾。”基础设施全方位综合服务企业AECOM中国区高级副总裁、ESG可持续战略与发展负责人张祺说，自2020年开始，新冠肺炎疫情不断考验着城市应急响应和自我修复能力，使人们愈发意识到公共卫生安全也会引发城市出现“不确定性”。
 

　　更重要的是，现代城市中各个系统紧密相连，一个节点遭到灾害破坏，都有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韧性城市理念对城市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目前，中国已有部分城市从顶层设计角度点明了建设韧性城市的重要性。北京、南京、成都等地的政府工作报告、城市总体规划中均可见到相关说法；此外，还有地方建立城市风险账本，为城市“体检”、提前排查各种风险，并据此对现有基础设施、社会组织等加以改造升级。
 

　　张祺告诉记者，目前城市数量由增量转入存量阶段，提升城市“韧性”不仅体现在新建城市中，也应对已建成的城市各项基础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将新理念全面融入当前工作，唯有如此，城市生命力才会更加可持续。
 

　　多部门协同，多层面发力
 

　　近年来，对城市发展的探索一直未曾停歇，催生了海绵城市、低碳城市、智慧城市、适应性城市等一系列概念，那么它们与韧性城市是否矛盾？创建这些“城市”对于韧性城市建设有何帮助？
 

　　赫磊认为，这些理念和韧性城市理念并不矛盾，还可将前者视作韧性城市的具体措施，所有行动都指向建立更加系统全面的城市防护系统。例如，在地下空间原有消防的设施基础上，加装前端监测传感设备，进行多元大数据融合并研判预警；同时为管理人员配备手持终端装置，由管理平台规划巡检路线和巡查频率，对风险先期处置，做到风险感知——预警——处置的闭环管理。再如，根据地下空间易受灾和排水防涝的特点，运用科技手段，开展适应洪涝灾害的城市土地利用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临灾时根据预测开展应急平灾转换，如地下车行隧道改为行洪通道、地下停车库改为洪水调蓄设施等，实现城市防洪韧性提升。“建设好智慧城市，必然会为韧性城市夯实科技根基。”赫磊说。
 

　　张祺谈到，“这些理念由不同职能部门负责落实，从不同专业方向解决问题，说明它们都有所侧重。”但城市是复杂耦合的超级系统，城市发展也绝非是某一个维度“独立前行”，“所以相较于‘孤军作战’，韧性城市更注重多部门协同合作，达致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生态等多层面的综合发力。”
 

　　从这个角度讲，韧性城市的内涵不仅包括基础设施韧性、制度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等具体内容，更强调这些系统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
 

　　张祺所在的公司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东涌新市镇扩展项目中，于海岸线的天然潮间带设置高低不平且模拟天然生态环境的生态砖和红树林——生态砖储存潮退后留下的海水、以形成潮汐池，红树林保护海岸线，同时提升景观和美学价值；建设人行道、单车道和景观廊——打造低碳生活方式，实现人与自然互动；在东涌东扩展区建设商业区、住宅区——满足经济发展和人口居住需求。
 

　　“自2017年项目启动至今，其生态海岸线海滨规划及建设得以顺利实施，离不开交通、环境、海洋、市政发展和经济等多个团队跨专业深度协作，我认为这体现出在韧性城市建设中多专业整合与全周期合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最终成果也高度符合当今国际推行的ESG（环境、社会、治理）理念——在环境方面提高生态韧性、在社会层面保护当地文化又促进了就业与商业发展，而在治理方面则充分听取市民意见，确保设计理念与市民需求吻合。”张祺说。
 

　　虽然强调综合全面建设城市，但受访专家表示，城市各有特点、偏向重点也不完全相同。“全国各地面临的灾害种类、风险差异很大，不同灾害对不同城市的影响差异也很大。”中国城市规划学学会城市安全与防灾规划学委会副主任委员罗翔说。
 

　　以国外城市为例，日本仙台受地震影响，巩固了防海啸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保供；南非开普敦则特别重视灾害发生后可能产生的种族歧视问题。“规划建设韧性城市，应根据当地气候地理条件、灾害风险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重点突出因地制宜，采取相应对策和措施。”罗翔表示，用“一把尺子”简单度量可能导致韧性城市建设与发展出现偏差。
 

　　构建“软支撑”，发挥“人”的作用
 

　　如果说基础设施、科技支撑、物资储备等是提升城市韧性的“硬资源”，那么提升社区组织动员能力、增强人民群众应急知识储备，就是“软支撑”。
 

　　赫磊说，在空间视角上，城市系统由微观到宏观分别是社区——街区——城市，每个层级都是一套完整系统，整个城市遵循已有规律和经验日常运转与防护。一旦局部地区发生超预期的偶发事件，影响会从社区逐级扩大到整个街区、城市；应对突发事件，属地化原则和当事人的应急处置是限制灾害扩大的重要措施，因此，韧性社区既是韧性城市的微观体现，也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加强城市韧性。
 

　　今年以来，国内许多社区在预防、处理突发事件中扮演了更加积极有为的角色，向建成韧性社区又迈出坚实一步：2月，山东省泰安市东湖社区一位网格长发现居民楼地下室起火，立刻通知社区派出应急队灭火；5月，四川省成都市金科苑社区同志愿者一道，对辖区内残障人士进行入户走访；6月，北京市朝阳区绣菊园北区社区与物业联动，前者协调医院、送医买药，后者负责跑腿对接，帮助不能出社区的居民解决用药难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蓝煜昕认为，韧性社区至少包括能动性、冗余性和敏捷性三方面特征，而上述案例体现了这些社区已具备相关特征，比如风险冲击下有主动性和自组织能力，迅速回应、使冲击影响降到最低等。
 

　　张祺说，志愿者及各地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涌现出来的采购团“团长”，作用不容小觑。这部分居民虽在日常公共事务治理中影响有限，但作为社区领导力的“蓄水池”，非常态下能发挥关键作用，成为提升“韧性”的重要因素。
 

　　社区最具主观能动性的是人，因此打造韧性社区，要求普遍提高居民的参与性、扩大居民志愿服务队伍，并且增强防灾应灾培训和安全教育，形成“自下而上”的修复功能，从而为构建城市韧性建设提供“软支撑”。
 

　　“例如收到暴雨预警通知，就要考虑更换通勤方式、以乘坐地上交通工具取代地铁出行，或者按照预警要求错峰延时通行等，提前避免可能产生的地下空间洪涝灾害。”赫磊说，还应在平时加强应急处理知识学习、提升应急处理能力，如此才能在遇到灾害时自救互救。当每个个体都各司其职，整座城市的灾害损失就会降低，韧性就能提高。
 

　　“城市从初级走向成熟，每一阶段都包括环境与人的认知的互动反馈，培育群众的危机意识，也能促进学习、反思，实现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的治理相协同，形成更加韧性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新局面。”赫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