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五条中规定：“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进行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成为极少数。”及第十九条第二款中规定：“党员有作风纪律方面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或者违犯党纪情节轻微的，可以给予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等，或者予以诫勉，不予党纪处分。”这是谈话提醒首次在纪律处分条例中出现，它的出现丰富了第一种形态的内涵，体现对党员的关心爱护，也强调通过早期的教育手段，防止小问题演变成大错误，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由此在监督执纪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个问题：谈话提醒是否适用于纪律处分条例中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即对党员发生在2024年以前具有苗头性、倾向性的不当行为，能否适用谈话提醒。

二、“从旧兼从轻”原则的理论基础及适用边界

“从旧兼从轻”原则作为现代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逻辑起点为“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简而言之，是指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只能调整其生效后发生的行为，而不能追溯其生效前已经发生的行为，目的在于保护公民对自身行为的合理预期及法律关系的稳定性。“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正是“从旧兼从轻原则”中“从旧”的理论基础。而“从轻”，则是指随着社会的发展，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已不认为某种行为属于犯罪，此时如果继续坚持“从旧”，使用旧法调整法律关系，认为该行为构成犯罪的，就会侵犯到行为人的合法权益。

刑法上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的核心原因在于刑法中规定的刑事处罚普遍具有强制性、惩罚性，涉及对公民自由权、财产权、生命权的限制乃至剥夺，具有强烈的负面评价属性，“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能够最大限度的防止对公民的事后惩罚。同理，纪律处分条例中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也正是考虑到党纪处分对被党员的严厉性，因此在《条例》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中规定：“本条例施行前，已结案的案件如需进行复查复议，适用当时的规定或者政策。尚未结案的案件，如果行为发生时的规定或者政策不认为是违纪，而本条例认为是违纪的，依照当时的规定或者政策处理；如果行为发生时的规定或者政策认为是违纪的，依照当时的规定或者政策处理，但是如果本条例不认为是违纪或者处理较轻的，依照本条例规定处理。”此处明确指出“从轻兼从轻”原则的适用对象为党内警告、党内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这五项纪律处分。而谈话提醒作为四种形态中第一种形态的具体措施之一，其核心功能在于教育提醒、督促整改，与前文提到的纪律处分不同，谈话提醒更侧重于教育预防，不具有处分性质。如果仅因为党员的不当行为发生在2024年以前就不适用谈话提醒，就违背了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的要求。

三、总结

谈话提醒作为一项具有即时性、主动性、预防性、灵活性特征的组织措施，属于教育性规范，有别于包括党内警告、党内严重警告等在内的处分性规范。如果党员在2024年前的不当行为尚未达到需要给予纪律处分的程度，那么适用谈话提醒并不违反“从旧兼从轻”原则。（任增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