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印书籍侵犯版权案
 

　　1932年7月21日，新天津报业书部代表叶子贤向北平市警察局报称，其社版权所有的小说《三侠剑》一部共6集，自出版发行以来颇受欢迎，市场需求持续增加。但从前年开始该书销量突然骤跌，调查各书市后发现销售仍然旺盛，只是所售者多为盗版伪书，售价仅为原书价格的一半，奸商牟利颇丰。近日查得原是中央书局一直从事翻印活动，遂前往该处取证，可惜为时稍晚致书已被转运走，仅搜到《三侠剑》木版一块和已印毁的小说一纸，现将经理谢立方押送警署请求讯办。谢立方辩称其并无侵占版权之情事，该书是为保定苏蓝田代印，共印得《三侠剑》第3集3000本，业已被苏蓝田取去。8月19日苏蓝田到案，称其在中央书局所印3000本小说系帮同业友人王寿康付印。之后王寿康又到案供述，其是经朋友李长清介绍，帮李木堂联系代印，请托友人苏蓝田介绍在谢立方处印刷，现在李木堂已将翻印小说运至河南开封售卖。此后李长清、李木堂久未到案。
 

　　北平市警察局侦查终结后，认为该案事关刑事指控，遂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8月31日，北平地方法院检察处经审查认为，谢立方、苏蓝田和王寿康三人帮助翻印书籍系侵犯他人版权行为，均已触犯1928年《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之罪名，故向北平地方法院刑事简易庭提起公诉。三被告人聘请律师李廷斌辩护。在案件开庭审理前，原告叶子贤因考虑到《三侠剑》版权正处于“新旧辗转注册之际”，可能难获判决支持，故又以指控有漏罪为由，申请追加起诉被告人伪造新天津报社商标罪。
 

　　1932年12月24日，北平地方法院刑事简易庭对该案作出不予受理判决。法院认为根据《著作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版权须经注册后方可对侵权者提起诉讼。原告对于是否注册、有无执照含糊其词，不能提出证明，后在追加诉状中已自认未经注册。《三侠剑》既未注册，则依照法律规定尚未取得版权，故不能提起诉讼。
 

　　案件评析
 

　　版权注册取得是民国版权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寻求司法保护的前提条件。权利人如不及时履行注册手续，将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该案中权利人由于怠于对已发行多年的畅销作品及时进行注册登记，导致作品被盗版翻印时陷入难获司法救济的无奈局面，其境况虽然令人唏嘘，但法院的判决结果却于法有据、合法适当。权利人虽在司法上未能获得保护，但由于预先采取报警控告措施，使行政权力介入后在一定程度上对侵权人产生强制，至少防止了侵权行为扩大化。从这一角度来看，行政保护相较于司法保护，对于权利人的要求相对较低。
 

　　复制权是版权最重要也最基础的一项财产权内容。民国时期侵犯版权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未经许可而擅自复制他人作品，亦即盗版翻印行为。在当时盗版活动已形成一定规模，作案手段极其隐蔽，印刷、装订、销售等环节分工明确，利益链条不断延伸，使案件很难得到有效处理。版权人势单力薄，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维权难度可想而知。1931年11月的《中国新书月报》中，曾对当时北平的图书盗版现象进行过详细描述。稍有价值的图书一经出版，很快就被盗版者翻印，流入市场销售以牟利。如果被人告发或被查获后，便有盗版奸商们雇佣的流氓出来投案，并以本人未盗版、不知情或陌生人兜售等理由搪塞狡辩。这些翻印盗版书，主要由北平市一些印刷厂秘密印刷、装订成册。售卖地点大都在当时的东安市场、西单游艺厂、杨梅竹斜街、城南劝业场、青云阁及宾宴楼等处的书摊上。这些书摊售卖的盗版书种类繁多，包罗万象，常常有数百种之多。
 

　　这起案件的维权过程是版权保护困境的真实写照。正如原告人最后愤懑的控诉道，经过调查确认，苏蓝田才是真正的翻印者，“伊等于深夜做工，翌晨即将书运空，既名为印刷局而不敢挂设招牌”，非法获利数额巨大。但是在苏蓝田到案后，却“突有无赖王寿康者竟于事后自赴警察局冒认翻印”，为真正的盗版者推脱责任。更讽刺的是，当法院将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书送达时，竟然无法找到各被告人：“给中央书局谢立方送达，至彼该巷询问多不知中央书局移得何处；给王寿康送达，据院邻声称该院并无有王寿康其人。”
 

　　近代版权司法保护的特点
 

　　版权司法保护是指当事人在版权利益受到侵犯时，有权通过诉讼获得司法机关提供的民事或刑事救济。我国近代三部版权法均明确规定了版权司法保护，但是作为版权法律制度实践的开端，民国时期的版权司法保护在立法与实践方面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
 

　　其一，注册登记是版权取得的充分必要条件。近代中国实行版权注册取得制，而非自动保护原则。作品惟有注册领照后方可寻求公力救济，否则将无法获得版权司法保护。在司法实践中，中华民国司法院通过疑义解释又进一步确立以下原则：作品在呈请注册时或注册前被翻印仿造，诉请赔偿不可适用版权法；呈请注册期间也不可设定期限并暂予默认其享有版权。这一规定使现实中许多怠于注册的作品得不到司法保护，因而一直为出版界所反对。1944年版权法修正时对此做出部分完善，即作品“在声请注册尚未核发执照前”受到侵犯的，申请人可在提出注册声请有关证件后提起诉讼，但经核定被驳回者除外。
 

　　其二，行政权深度介入版权司法保护。西方版权法理论认为，行政权介入版权保护，会与版权的私权属性发生冲突，版权保护只能以自诉方式进行司法救济。我国近代立法以移植西法为途径，三部版权法律文本中均只规定司法保护之唯一途径，并未确立行政与司法并行的双轨制保护模式，行政机关只有确权性质的注册之责而无执法之权。但是在版权保护实践中却存在大量执法活动，警察机关在实质上行使了较大的行政权。在北京市档案馆的版权案例中，绝大多数权利人在侵权行为发生后，首选并不是寻求司法保护，而是如前述案例般向警署控告。警方受理后的执法活动，将使自己陷于一种于法无据的被动局面，导致处理标准极不统一，其中最主要的做法就是侦查终结后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其三，法律责任公法化和侵权行为犯罪化。从晚清到民国的版权立法过程中，对侵犯版权行为的惩罚力度逐渐趋重，除规定停止侵害、损害赔偿和不当得利返还等民事责任外，还规定了刑事责任，起初主要为罚金、没收与撤销版权三种，1944年版权法修正时又增加了有期徒刑、拘役并附加罚金刑的内容。犯罪主体既包括侵权行为实施者，也包括知情代售者，二者责任相同。在诉讼行使方面，以“告诉乃论”的自诉为原则，以公诉为例外。公诉案件仅限作者死亡后对其作品进行“割裂、改窜及变匿姓名或更换名目发行”的情形。依据版权法第三十九条前述案例应为刑事自诉却以公诉进行，与法律规定明显不符，但这在当时却比较普遍。
 

　　结 语
 

　　民国时期版权司法保护案例类型多样，除翻印盗版与知情代售者实施的侵犯版权案外，还包括作品权属争议、版权与出版权纠纷以及版权注册引发的行政诉讼案等。版权司法保护在民国社会打击侵权活动、明确权利归属、化解矛盾纠纷和促进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亦不可过分夸大其影响，在当时版权保护总体而言尚显粗疏，法律衔接与配套设施很不完备。但是制度具有路径依赖，观念存在较强惯性，探究版权司法保护在我国运行之初的影响因素，对于理解当下的制度生成具有一定的意义，如行政权深度介入司法保护这种实践特性，对于版权保护双轨制模式的建立提供了历史逻辑与本土资源。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